这些国家也拥有一系列的公共制度，像新领导人的传承规则，以及规范税率或战利品分配的规则。

尽管自然国家也有许多市场，这些市场通常受制于各种烦琐的限制，远比开放进入秩序为甚。因此，形成永续性是法治的一个核心特征。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旦那些所获租金、特权和权利与其权力不相称的成员威胁要用暴力来获得其认为的公平份额时，社会便面临着发生暴力的危险。更多财富的产生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伴随这一进程，组织的范围和专业化程度与交易变得更加丰富。进入专题： 发展中国家 抵制法治 。因此，即便自然国家当前的政府制定了合理的改革方案，它也无法约束自己或继任者坚持这些改革。这一观察呼应了如下观点，即所有成功的宪政政体都限制了掌权者的利益诉求（Weingast，2006）。

与自然国家不同，开放进入秩序中的所有公民能够形成契约型组织，并且运用国家法庭来执行组织的契约。不幸的是，研究文献基本上忽略法治的这一关键方面。反对党和利益集团尤其具有很强的动机来进行监督、批评和提供不同于当政者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由于每个人、每个关系都是不同的，重复交往对执行交易而言就很必要。五、为什么发达（开放进入）国家支持法治的规则、权利和制度无法被移植到发展中（自然国家）国家 并不是因为自然国家的人们贪婪、恶毒或腐败才导致这些国家的特权和寻租体系。更低程度的暴力对财富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有利影响。以及19世纪英国的多次改革法案。

这些国家只有有限的能力作出尊重各种权利和规则（如约束继位的统治联盟或领导人的规则）的可信承诺，因此，新的领导人常常对宪法、权利和政策的实质进行根本性修改。肯尼亚改革进程的中断表明了本文所强调的法治的动态问题。

这些国家即便有企业，也是国有企业。由于未能改变自然国家的基本结构和激励，这些努力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同样，约翰•洛克（John Locke，1980 [1690]，第17页）在其《政府论（下篇）》中写道：在政府统治下，人们的自由有固定的规则可以遵守，对社会上每个人都是相同的，由建立在该自由之中的立法机构所制定……而不必受制于其他人变化无常的、不确定的、专断的意愿。移植开放进入秩序的制度，如市场、选举和法律体系，无法创立一个开放进入秩序。

另一方面，人格化和特质化的特权被转变成非人格化的，从而平等地适用于全体精英。各种类型的组织——慈善团体、教会、足球联盟、企业，都是公民面临政治威胁时进行利益动员的潜在政治工具。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 取决于本地公民是否支持政府。许多非洲的领导人也同样如此。

该分析框架将暴力、制度、组织和信念等基本概念整合在一起。原因在于社会精英和中等阶级可以从外部，即开放进入秩序国家获得可信承诺，如把钱存到开放进入社会的银行而不是本国银行，与跨国公司合伙，这些跨国公司往往以投资为诱饵获得保护其投资的特殊待遇（North、Wallis、Webb和Weingast，2007）。

研究民主的学者刚刚开始了解民主是如何在开放进入秩序下运作的。其中每一个自然国家的转轨都反映了永续性的缺失，只要统治联盟的需求发生变化，为了保持政治稳定（有时，在面对更严重的失序时因为仅仅一点点的政治稳定），国家领导人就可以调整制度、政策、租金和特权。

这种社会秩序首先出现在第二次社会革命期间，即知识或工业革命期间。自然国家vs.开放进入秩序 自然国家有许多与开放进入秩序一样的制度，如政党、选举、市场和法院。从开放进入的视角来看，这些选择似乎很专断，政策和权利看上去与统治者的选择联系过于紧密，而统治者作出选择似乎不是基于规则而是依据一时的好恶。虽然如此，成熟型自然国家限制私人企业的进入，这本身就是租金创造过程的一部分。这类国家的例子包括17世纪的英国和现代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统治者、政治家或执政联盟即使发生变化，国家的制度和公民权利也能继续存在，从而法治的基本元素可以得到维持。

这些改革者都认为他们倡议的改革将改善公民的处境。由于自然国家无法非人格化地对待公民，它们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在一个自然国家，可能会出现能够在社会精英间发展出非人格化关系的各种条件。它们服务于有价值的和必要的（但是有成本）目标，是用来控制暴力的手段。

代表转轨开始的三个启动条件，每一个都是实现法治所必需的。政治学家研究开放进入秩序下的民主体制的性质，视之为给定，而未能解释清楚民主是如何维持竞争市场的，以及民主在大多数国家失败的情形下，何以在开放进入社会能够维系（许多新的民主政体都失败了。

人权、宪政和司法体制。在美国，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代人，通过制宪横跨殖民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关系的稳定化，与国家有关的新制度和组织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一情形中，公民名义上拥有参与选举的自由，但如果他们支持反对派，就会受到政府要惩罚他们的可信威胁，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行使自由选择权。

所有三个启动条件对法治的出现都至关重要。对组织的有限进入和特权的创设阻碍了市场运行。

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他的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把一个拥有很多独立于国家的组织的成熟型自然国家倒退为初级自然国家，组织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与国家形成更密切的关系。对自然国家的分类根据它们对待组织的方式以及其制度的复杂程度，NWW分析框架把自然国家分成三种类型。

从罗马人开始，西方的法律就承认法人是一个各种权利义务属性的联合体。在自然国家，由于国家无法尊重一个稳定的产权体系，从而严重伤害了市场。

在开放进入秩序中，民主和选举是制衡政府的主要机制。在统治联盟中，所有关系都是人格化的。许多曾经保持独立的私人组织失去了独立性。第二个启动条件，即永续的国家和组织，对法治同样至关重要。

它认为创立法治涉及从有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的转轨，这个过程将异常艰难。脆弱型国家往往很贫穷，容易导致暴力，而且，它们拥有的制度和可信承诺极为有限。

要实现法治，自然国家必须从有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转轨。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形，有时我们称之为悲剧式的智慧（tragicbrilliance）（Diaz、Magaloni 和Weingast，2008），其中自然国家掌控着非常宝贵的地方公共产品，如供水。

形成永续性需要可信承诺来制度化政治和社会机制，这些机制激励政府官员和公民尊重规则，不但是当前政府的官员尊重规则，将来的官员也会如此。这些改革通常并不像改革者所期望的那样使每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反而会导致大家的境况更糟。